田文林
  近幾個月來,極端組織“伊拉克和沙姆伊斯蘭國”(ISIS)將伊拉克乃至整個中東攪得沸反盈天,中東竹北買房子大有重蹈歐洲17世紀“三十年戰爭”的危險。ISIS興起與2011年中東劇變直接相關。這場劇變本來被視為阿拉伯民族謀求復興的新嘗試,但在內外勢力干涉下,最終“播下龍種,收穫跳蚤”,要麼是軍人政治回潮,要麼是極端勢力興起,“阿拉伯之春”完全成了冷笑話。
  阿拉伯世界悲劇頻發,原因有多方面,最根本原因是中東地緣版圖碎片化,使阿拉伯世界基本喪失了復興自強的物質前提。地緣版圖決定國家實力增長的極限。如果將權力比喻成肌肉,地緣版圖就是骨骼,一個國家實力能強大到何種程度(即能長多少肌肉),說到底要受骨骼膠原蛋白(疆域)大小的限制。國家版圖越遼闊,民族復興的基礎就越扎實;反之,地緣版圖越是碎片化,民族復興希望便越渺茫。
  阿拉伯世界恰恰屬於後一種情況。7世紀伊斯蘭買屋教創立以來,阿拉伯世界先後經歷了帝國體系、殖民體系、民族國家體系三個發展階段。帝國體系時期(早期的阿拉伯帝國及後期的奧斯曼帝國),阿拉伯民族地緣版圖最大,也是業績最輝煌的時期。
  一戰期間,西方鼓動阿拉伯人對奧斯曼帝國造反,並承諾建立統一的阿拉伯國家。但一戰結束後,英法背信棄義,將阿拉伯世界分割成若干小國進行“委任統治”,由此開啟了中東地緣碎片化的歷程。即便是二戰後蓬勃興起的民族解放運動,也是以各自國家為單位,無奈繼承了這隨身碟一地緣政治苦果。
  後來的大量事實證明,正是中東地緣版圖的對稱性破碎,使阿拉伯世界既無法避免內部相互爭鬥,也無力阻止以色列在中東建國和擴張,更無法抵禦外部大國的強權欺凌。SD記憶卡最終日趨走下坡路,“人為刀俎,我為魚肉”,淪為任人宰割的地緣政治棋子和犧牲品。
  因此,阿拉伯民族要想實現復興,根本辦法就是將已經破碎的地緣版圖重新“縫合”起來,實現阿拉伯世界大聯合。近百年來,這種努力主要體現在兩大思潮和政治運動:一種是基於“阿拉伯民族”而產生的阿拉伯民族主義;另一種是基於“伊斯蘭信仰”的泛伊斯蘭主義。但由於各國間相互掣肘,更主要的是,美國和以色列等外部勢力也刻意阻撓。二戰以來,凡是主張阿拉伯聯合的領導人,如納賽爾、卡扎菲、薩達姆、阿薩德、阿拉法特等等,都被美以視為死敵和重點打擊對象;相反,那些主張安於現狀的地區領導人,如薩達特等,則得到美國和以色列的力挺。尤其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爭的失敗,使阿拉伯民族主義威信大減,阿拉伯團結統一夢功虧一簣。
  換句話說,在帝國主義對中東影響越來越大的國際環境中,阿拉伯世界實現版圖統一,已經變成近乎不可能的任務。這好比是遠古時代的類人猿可以進化成人類,但現代類人猿卻不可能進化成人類了。當前ISIS主張重建“哈里發帝國”的主張看似瘋狂,實則也是想從根子上醫治“阿拉伯衰敗綜合徵”,因而其主張不乏“真理的顆粒”。但由於其先天不足,加上現在外邊環境還不如冷戰時期,因此ISIS或許有能力破壞舊秩序,卻絕對無能力建立新秩序,ISIS的存在只會使阿拉伯世界更加動蕩和混亂,而不可能帶來其走向復興。
  阿拉伯世界正陷入這樣一個怪圈:“不折騰,難受;折騰,更難受”。明明知道問題癥結在哪兒,卻無法醫治痊愈,這才是阿拉伯悲劇中最悲情的地方。
  這一悲劇對中國極具啟示意義。一百多年前,中國與中東一個是“西亞病夫”,一個是“東亞病夫”;但一百年之後,中國正加速崛起,中東則動蕩衰落。導致二者最大的區別,就在於雙方在構建未來政治體系的初期,對國家統一的極端重要性的認識不同,選擇不同。
  當時阿拉伯世界領導人侯賽因,先是寄希望於借英國支持謀獨立,後又屈從於英法“委任統治”安排,設計出一套“分家另過”的戰略構想:一個兒子費薩爾統治敘利亞和伊拉克,另一個兒子阿卜杜拉擔任巴勒斯坦國王,他本人擔任漢志國王。這種政治構想,神似843年查理曼大帝的三個孫子瓜分查理曼帝國的愚蠢做法,其結果就是使阿拉伯世界由此變成“粉碎性骨折”,埋下羸弱、內部動蕩和外部干涉禍端。
  相比之下,中國近代也屢屢面臨被瓜分危險,國共內戰時期,美蘇又不約而同地支持“劃江而治”。歷史關鍵時刻,毛澤東等一代開國偉人體現出遠見卓識和鋼鐵般意志,最終武力行動捍衛了中國統一,由此為民族復興提供了鋼筋鐵骨,使當代中國出現迥異於中東的欣欣向榮局面。撫今追昔,我們有理由欽佩和緬懷開國偉人,並倍加珍惜來之不易的統一局面。▲(作者是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副研究員)
(編輯:SN090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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